我在海牙市政厅遭遇刁难（2）

过了两星期，海牙市政厅突然给家里打电话，告诉我们提交的婚姻公证书无效，因为公证书上没有清楚写明结婚的时间和地点。我立刻答道：“结婚证书右下角明确写着签发机关：北京市政府；日期：2003年1月6日。这就是结婚的时间和地点。后面所附英文翻译也准确无误。”对方答曰：“我们注意到了你所指的时间和地点，但如果没有‘结婚时间和地点’字样，我们就不能认为那是结婚的时间和地点。”一丝不快涌上心头，“那还能是什么呢？”对方无语。

我接着说：“中国市政府签发的结婚证书是唯一合法文件，在市政厅登记的时间就是法律上承认的结婚时间。在荷兰不也一样吗？”不管怎么说，对方一口咬定，必须在结婚公证书上写上“结婚时间和地点”字样，他们才会改变夫君未婚的身份。岂有此理，挂上电话，愤怒夹杂着失望，将几天来愉快的心情一扫而光。

回到办公室给两个陪读的朋友打了电话，向他们询问是如何成功进行婚姻登记的，结果他们的公证书与我们的一丝一毫不差，却都被接受了。

下午跑到中国领事馆，递上结婚证书，请求开具一份公证书，证明我们结婚的时间和地点。

几天后，领取了盖有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荷兰王国大使馆领事部鲜红印章的公证书，上书“X?隮于2003年1月6日在北京市政府登记结婚”。此份文件交给市政厅后，很长一段时间未收到市政厅的任何消息，以为他们终于搞清了夫君真实的婚姻状况，很为市政厅的洞察力感到欢欣鼓舞。哪知过了约末一个半月，又收到了与上一次同样的一封来信，要求提交写明结婚时间和地点的婚姻公证书，没有一句多余的文字。

看来别无选择，只有向在万里之外的父母求助了。遂修了封家书，连同公证书原件，托第二天回北京的朋友带回家。父母方面传来的消息与我们所料不相上下，驻北京荷兰使馆的中国工作人员不仅认为父母要求荷兰使馆帮助是毫无道理，而且态度粗暴，拒绝回答任何问题。事情就这样陷入了僵局。早已过了下班时间，我颓然坐在空荡荡的办公室里，望着漆黑的窗外。难道与我相恋了十年、结婚两年的夫君就这样变成了未婚人员？难道我腹中已两个月的婴儿出生后注定在荷兰这块土地上就没有了父亲？而这一切仅仅取决于一纸证书，确切地说是“结婚时间和地点”七个字？

回到家沏了杯浓浓的绿茶，一直坐到凌晨两点，然后拨通了荷兰驻中国使馆的电话，电话被转到一位叫妮可莱的荷兰女士，我向她讲述了在市政厅登记的经过，她表示愿助我一臂之力，要求我把有关文件寄给她。

第二天早早赶往办公室，写了一封信并把公证书和市政厅的来信附于后，传真给妮可莱。随后一天又给妮可莱打电话，她告诉我，这完全是市政厅的错误，问我可不可以让有关人员给她打一个电话。我欣然同意。但我十分清楚，海牙市政厅决不会因注册区区小事向中国打长途电话，因此借了公司的会议电话，首先拨通了市政厅，接电话的女士说，有什么事她可以帮助我。我通报了姓名，她说让我稍侯，先要把夫君的档案找出，过了5分钟她在电话那头说：“我找到了X先生的档案，他的婚姻公证书未经过荷兰使馆认证，所以他的注册是不完全的。”我说：“三个月前我们已将经驻中国荷兰使馆认证的公证书交给市政厅接待人员，是否可以再查一下？”又过了5分钟，她拿起电话说：“我们确实收到了经荷兰使馆认证的公证书，但复印件上荷兰使馆的章不清楚，所以我们不能承认它的有效性。”我听了一头雾水，问题好象又转了一个方向，怒喜交集，喜的是，如此说来只要复印件清楚，公证书还是可以接受的，但愤怒占据了上锋：“复印件是你们市政厅的接待人员使用你们自己的复印机根据原件复制的，不清楚，那是复印机效果不好，不能以此就拒绝承认原件的有效性。”缓了一下，我说：“我有两份原件，可以将其中一份寄到你的办公室？”她说：“我们不接受原件，而且这不是我们的工作程序，你还是需要去接待处。”我压住怒火，询问了她的名字，然后把电话挂了。